这种变化，被杨斌教授总结为强调真诚的“兄长式领导”。在他看来，新生代员工理解的家长跟老一代理解的家长完全不同，传统的“父为子纲”早已无立足之地，这种情况下领导应该扮演兄长的角色。“对新生代领导而言，私德方面的要求放宽了，但传统的立威开始被立魅所取代，强调的是软实力和非正式权威。施恩的部分依然被强调，但已从单向的上对下的施舍给予，转变为双向的互惠，需求也越来越多维，单一的激励(比如金钱、荣誉、职位)曲线已经开始下滑。同时，共同愿景的重要性越来越大，今天的领导者，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强调方向感。”

　　今天的企业家如果能成为一个勇于担当的活跃的社会活动家，这样的企业家将更受新生代员工的尊崇。(见链接三)

　　新管理者的价值观

　　现在是历史上最强调领导力，也是最缺乏领导力的时代。正在崛起的新生代管理者似乎在价值观上已经为新型领导力做好了一定的准备。

　　价值观是领导力的种子。从古语中的“上下同欲者胜”，到大家耳熟能详的“思想政治工作”，都反映出价值观在领导力中的独特作用。杨斌教授在2000年曾对1940-1979年出生的管理者做过调研，发现不同代人的价值观存在相当的异质性：1940-1954年生人崇尚艰苦奋斗、中庸之道和无私奉献;1955-1966年生人对荣誉和使命感看得很重，强调权责对等，勤于行、讷于言;1967-1979年生人喜欢挑战权威，崇尚自由、敢作敢为和多劳多得。同时，这三代人的价值观念中共有的是民族精神、奋斗精神和集体主义，1955-1979年生人共同遵循的价值观是忠诚、家庭观念、社会责任感和执着坚韧，以及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

　　“(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共性和个性，构成了不同年代CEO形形色色的价值观念。”杨斌告诉《中国企业家》，CEO必须要成为时代主流价值观的代言人，而CEO个人的价值观可以拉近CEO与普通公众的距离。“比如家庭观念，是很多著名CEO都刻意去打造的。事实上，我们的研究起源，就是国内某著名公众企业在新老交替时需要为新任CEO做清晰的形象定位。”

　　本刊在调研过程中，沿用了杨斌所使用的方法，结果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十年之后的今天，接受访谈的新生代领导人(1976-1985年出生)在价值观方面与前三代交集很少，而且随年龄、身份、性别的不同展现出多元化的特点，“过渡一代”堪称实至名归。(这里1976-1979年跟杨斌老师的研究有交集，但我们的断代不同，而且中间有十年的发展变化。)

　　荣誉和使命感、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权责对等，取代民族精神、奋斗精神和集体主义成为新生代领导者普遍认可的价值观。所有采访对象都不赞同企业过于强调民族精神，中庸之道(仅有出生于1974年的科锐国际总裁高勇一人选择)和集体主义也被新生代领导者彻底扬弃;奋斗精神虽然得到了企业家的普遍认同，仅有叶国富一人将其提高到价值观的高度，而且几乎所有人都明确指出对“艰苦奋斗”一词的反感，认为强调艰苦有洗脑之嫌;同时，在经济维度上80后更倾向于权责对等，而1976-1979年的人更倾向于多劳多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