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所有者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信任机制是现代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在中国民营企业这样一种家族管理色彩很浓的环境里，更是显得突兀。纵然是在现代西方，董事会与CEO之间的矛盾冲突也一直未能解决好，CEO的离职率甚至从1995年的2％提升至2006年的11％，并且还有继续加快的趋势。而中国企业的发展有着自己特殊的文化背景，从自身文化的溯源中去追寻那曾经的血脉才是延续之道。

　　如果可以撇开对历史伦理价值的评价，而仅从管理的角度去看，中国古代的社会制度应该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延续时间最久，而又最能够持续改进的制度。之所以这样成功和持久，当然有很多原因，但有效的制衡管理机制，应该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有着同时代世界上最发达，也最庞大的官僚机构，这样一个庞大帝国的制度设计，如果没有权力的制衡，其制度是不可能延续很久的。在管理学的视野中，古代成功的制衡机制，也是现代企业管理者值得深思和借鉴的，古代社会制度的管理方法，对于现代企业中的牵制管理，有着宝贵的借鉴作用。

　　中国古代的制衡管理模式主要有五种，各有妙处，值得琢磨。

　　1帝王式三权分立的制衡

　　从制度的设计来看，中国古代的帝制也有一个三权分立的制衡机制。

　　秦汉以来的历史表明，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是一个久经考验的体制，从秦始皇时代开始就建立起行政(中枢机构：宰相、中书等)、军事(太尉)和监察(御史大夫)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这种皇帝之下的三权分立体制在古代相当了不起，是真正的中国特色。由皇帝决策(当然，这种决策体制太不可靠，三条线都汇集到皇帝一个人手里，信息量过大，很难恰当处理;随意性很大，决策会有大误差)，之后，分三权进行管理，互相制约，这样帝王有利于控制其稳定性。当然，其中的行政管理系统，作为帝王日常的管理助手，在演进过程中有重大的变化。早期的“宰相”，只是俗称，并非正式官职，而“尚书”原来也只是记录皇帝头口指示的太监，后来需要皇帝决策的事务越来越多，大概从汉文帝开始，皇帝直接掌握所有的重大决策，用一些文人在皇宫内作为秘书班子，到了东汉，开始由朝臣来担任“录尚书事”。到了两晋，皇帝又另立核心管理的秘书班子称为“中书”。演变每代都在进行，协助皇帝决策的秘书班子不断演变为正式机构，当权力太大时，引起皇帝的警惕，也就失去了皇帝的信任，皇帝又会引入新的秘书班子。如明朝的内阁，由秘书变成朝臣，而清朝的“内阁”，不在大内办公，没有决策权，名不符实，决策的是大内南书房的皇帝助手，后来是军机处。帝王在稳定军事、监察机构的同时，时而强化，时而削弱其行政助手，把牵制管理的大权牢牢掌控在自己手里，保证“君临天下”。

　　2皇族、功臣与外戚间力量的平衡

　　在朝中派系的关系上，皇帝会调整皇族、功臣与外戚间的力量平衡，稳定制衡机制。

　　这方面，在汉朝是很典型的，刘邦建汉之后，中央政府中实际上存在着三大派系。一是以刘邦为首的皇族派，这是西汉政权的核心，这一派包括刘邦的八个皇子，若干皇孙及刘邦的堂兄弟等皇族中的其他成员。刘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平民皇帝，又是最快完成从平民到帝王身份转换的皇帝，他需要皇族成为他的政治中坚力量;二是功臣派，布衣天子刘邦，有追随他一块儿打天下的一大批文臣武将，包括因功封王的异姓诸侯王和未封王的其他功臣;三是外戚派，由于皇后制度与嫔妃制度的存在，皇后、嫔妃的娘家人不同程度地受到重用，形成了封建王朝时代的外戚。刘邦掌权之时，由于刘邦是政治强人，外戚派难以形成气侯，就算如备受刘邦宠爱的戚夫人，也未能形成强大势力，吕后一族虽然地位显赫，但吕后不受宠，刘邦在世时也未能成气候，刘邦之后，吕氏宗族才开始强势。

　　值得注意的是，当朝中任何一派做大，并威胁到帝王的政权时，就会受到皇权的抑制，如当时功臣派的异姓诸侯王，威胁到刘邦的中央政权，特别是威胁到后刘邦时代吕后的执政，就相继被刘邦、吕后诛杀。而未封王的功臣，却受到重用，其相国多是由这些人中选任的，自萧何起，历曹参、王陵、陈平、周勃、灌婴等，都是。当皇族中有人做大，威胁到帝王的政权时，也会被抑制，如吕后杀三赵王就是因为他们都是刘邦的儿子，是皇族派的中坚力量，是有可能继承帝位之人，威胁极大。当外戚派做大时，功臣派中的周勃、陈平辅佐皇四子刘恒就位新皇帝，灭了吕氏一族。

　　可见，朝中各派系力量的平衡是维系政坛稳定的有效方式之一，这是古代的制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