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以后中国工人的工资在普遍上涨，今年以来尤为明显，从国际角度来看，各国不少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的工资上涨是一个好消息，认为这对世界经济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为什么会这么说？就国内情况来看，工资增长带来变革和应对之道又是如何？

    这次金融危机后发生了奇怪的现象，发达国家出现了无就业增长的复苏：美国失业率始终维持在百分之九点几，在欧洲像西班牙的失业率达到20%以上，这种情况是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传统的危机是生产过剩危机，由此产生了以引导投资为主的宏观调控，通过对销售价格、投资成本等影响企业利润最大化的要素影响来促使经济走向正常化，消除危机造成的恐慌，其中，利率政策是影响投资成本的重要工具之一。而在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政府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力度不可谓不大，美国的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大了两倍，但是似乎货币政策并没有像人们想象地发挥那么大的作用：美国到目前为止还是0-0.25%的利率，美国去年贷款规模下降50%。没有投资当然就没有就业，所以现在的宏观经济好转，只是说金融资产的资产负债表变得平衡一些了，总需求管理可能对防止更大的衰退有意义，但是对提振经济增长没有意义。

    另外一方面，各国政策包括20国峰会都提出要技术进步、要调整结构，但在经济学家看来，类似的供给方面的调控是无效的，因为技术是随机的，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未来的技术方向。所以市场的优越性就是能够创新，可以在一堆创新土壤中长出新的果实，即便是大家比较崇尚日本的产业政策，其实在我看来也不能算作是成功的：在上世纪90年代，全球都在进行新技术革命，日本政府也在做，很不出名的一个小国的诺基亚一举成名，而日本的NEC现在已经销声匿迹了。

    在这种情况下，需求无望、供给一时半会儿也指望不上，中美那么多矛盾就产生了：蛋糕就这么大，我多分你就少分，所以要进行全球再平衡。说句通俗的话，由于美国人的过度消费形成了这么一种不平衡的现象，对美国人来说就应该多储蓄少消费，对中国人来说应该是少储蓄多消费，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工人工资上涨就变成了全球经济中的一个亮点，中国有可能使中国居民收入升高成为全球再平衡很重要的一点，甚至变为全球再平衡的焦点。

    由此可以理解中美之间的很多问题，比如说汇率问题，大家都明白汇价的调整并不能缩小贸易顺差，也不足以改善美国所谓贸易逆差的局面，但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很简单，由于美国的就业上不来，会对美国经济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在就业过程中他们把责任推给中国，所以从利益上来讲实际上全球的情况会变成一个就业危机。

    按照美国的说法，他们11年以后就业水平才会回到危机以前，奥巴马政府还有两年的任期，他要把赤字缩减到GDP的3%以内，现在这个数值已经达到了12%左右，而国债占GDP的9%，这是不相匹配的，这就是现在中美关系的焦点问题，由此出现了中国工资增长、就业增长、居民收入提高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意义。

    而从国内看，工资上涨对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对宏观经济都是有意义的。

    我们知道在过去30年中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有几个条件，但这几个条件现在都在发生变化：

    第一是出口导向型经济曾经促成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但现在看来，未来十年至少不会出现像过去十年那样高增长、低通胀的经济，现阶段出口导向型已经面临巨大挑战。

    其次是劳动力成本开始持续提高，我们计算过到目前为止中国青壮劳动力50%已经进城了，这意味着过去低成本制造优势受到挑战，技术不得不进步，就技术进步本身来讲一时半会还看不到效果。

    第三是人口红利的消失。尽管目前人口红利还没有转变成另外一种形式，但不管怎么说人口红利正在发生变化，过去中国是跟高储蓄率连在一起的，除了文化因素，高储蓄率还与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有重要关系。过去中国的储蓄率上升的非常快，因为中国老年人口相对在大幅下降，但10年以后人口结构可能会发生巨大改变，根据我们的计算，目前60岁以上的人口占中国人口总数的12%，10年以后将上升到17%，就是说5个人口中间就有一个是退休人口，这时候储蓄率将不得不下降，不得不转向以消费为主的模式。

    第四，过去我们经济发展是资源消耗型的、环境不太友好型的，这种发展模式存在不可持续性，如果要想使经济持续发展，必须要重视对环境的保护、对资源的利用，这时候所有的成本都会上升。

    以上这四方面都在变化的话，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不会超过6%，而现在的中国经济正在衰减过程中，所谓的宏观调控也更有难度了。回到工资上涨话题上，宏观调控如何应对中国目前的工资上涨？事实上，工资上涨在实际操作中是一字型的、跳跃式的，因此，能不能有个协商的机制加进去？既能满足国民收入调整的需要，同时也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样一个机制和体制的建设是至关重要的。

   今年以来，各地工会也都提出这个目标，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跨所有制、跨企业、跨行业的雇主组织，没有谈判的对象，要么对企业家进行谈判、要么对政府进行谈判，这些都不是一个好的机制。所以除了有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还要有代表雇主利益的协会，谈判的共同目标就是工资上涨，应该给劳动者带来更多的益处，分享本行业中工人和雇主如何分享这样的机制，这对建设和谐社会也是非常有利的。

    作者为中银国际控股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本文为曹远征在“工资形成机制变革下的市场导向型经济结构调整??契机、道路与政策”论坛上的演讲整理稿。